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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扶貧

發布時間:2019年09月16日12:48    作者:傅伯勇    來源:第一分公司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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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鄧碧麗考上大學的那一刻,我比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吃飯喝酒還要高興。

       這個女孩就住在我茶園邊上,與我非親非故。從小時,她父親生病;大約四歲左右,弟弟剛剛出生不久,母親就離家出走了;七歲左右,生病的父親又去世了。她和三歲左右的弟弟鄧豪就與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最初認識她們姐弟倆,是在2010年春季。那時,我的茶園已經可以采茶了。在采茶的人群中,我發現她們姐弟倆,一邊在茶園邊上放牛,一邊在茶園里采茶。她們采茶不但認真,而且動作還特別麻利,多數時候她們比那些大人采的茶葉還要多。

       我一打聽,才知道她們家的情況。那時,她弟弟還沒有讀書,她在讀小學三年級。家庭困難自不必說。我與妻子協商,就親自上門,給她買書包、文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后來這些年,我們就一直對她們姐弟倆進行救濟,供她們讀書。特別是上了初中和高中,還專門向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反映情況,聯系協調有關部門對他們進行大力扶持。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姐弟倆不但學習努力,還幫助爺爺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接到高校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鄧碧麗還在一家酒樓打工。原來,懂事的鄧碧麗趁著暑假,就到縣城打工,為入學作一些必要的準備。

       如今,她已經坐在大學里的課堂上了,圓了她從小的大學夢,也了卻了我和妻子的一番心愿。

       這是我人生中幫扶濟困的一件小事。

       其實,我與扶貧還真有緣。

       2001年,我從鄉鎮調進縣農業開發辦。那時的農業開發辦,包括扶貧辦和農業綜合開發辦,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年末,縣里進行機構改革,縣農業開發辦撤銷并入縣農辦,扶貧工作仍然是其中的一大項工作。

       從2001年起到2003年,在兩年的時間里,我就一直在縣農辦辦公室工作,參與了縣里的扶貧工作。在這兩年的時間里,我走遍了全縣原341個小村,與同事們一起,去具體落實上級有關農村經濟工作和扶貧工作的方針政策、鄉村規劃和村莊整治、農村濟結構調整、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和推廣等。

       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去土溪鎮青連山培訓。青連山,與務川縣、正安縣接壤,地處僻遠。有這樣的民謠:“有女不嫁青連山,秋冬時節把門關;一天兩頓包谷飯,肚皮烤起火斑斑。”這民謠充分描繪了青連山群眾生活的貧困和艱辛。

       去那里培訓,我記得是暑假。早就聽說那里麻風病盛行,當時的我,因為不懂醫學常識,還是怕傳染,膽戰心驚,不寒而栗。但是,為了扶貧工作,為了改變農村面貌,盡管心里畏懼,還是繼續前往。

       培訓場所是在一所村里的小學教室。其實,與其說是一所學校,不如說是一座破廟:幾根柱子支撐著屋頂,屋頂上的瓦片支離破碎,可以通過屋頂看到外面的天空;四壁沒有遮攔,可以看到遠遠近近的山峰;簡陋的課桌椅,幾乎都是孩子們從自己家里帶到學校的。我就在想,冬天里幾歲的娃娃在這種地方讀書會是什么感覺。我的心頓時為之一驚,感受到扶貧工作任重道遠。

       附近的村民們陸續地來了,同事們就在那里為村民們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整整一個下午,全場鴉雀無聲。

       我看到村民們一雙雙求知若渴的眼睛,我淚眼模糊。

       這是扶貧工作的一段經歷。

       另外,就是從2016年10月開始,參與省交通運輸廳系統從江縣加勉鄉的脫貧攻堅幫扶工作,也讓我感受至深。

       記得第一次去加勉,是當年12月份。從貴陽出發,在榕江下高速后,車就往去加勉鄉的方向開。特別是從從江縣宰便鎮到加勉鄉,大霧彌漫,車就在山里轉了一圈有一圈,翻過了一山又一山,足足三個小時,終于到了一個山脊上的寨子。

       我下車后仔細看,才知道那是加勉鄉街道和鄉政府所在地。街道上,冷冷清清,人們的衣服也顯得破舊,臉上是麻木和呆滯的眼神。我們就住在貴州路橋集團前線工作隊租賃的民房里。屋子里又濕又冷。晚上被冷醒,只聽到窗外呼呼的山風。

       加勉鄉地處月亮山腹地,位于廣西邊境,地處僻遠,屬全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單位具體負責該鄉污扣村、污弄村貧困人口脫貧工作和該鄉11條通組路(產業路)新修和硬化、加勉至加鳩三級路改造硬化。

       我雖然不在脫貧攻堅一線,但我自始至終參與著。兩年來,我深入加勉鄉近20次。每次去,除了深入到公路施工現場外,還深入到梁文書、韋老意、韋理賀等30余戶貧困戶家中。今年,還幾次三番去重遵復線12標看望以致富帶頭人韋金水為法人代表的從江縣污弄工程建設專業合作社務工的隊員們。今年8月,又與集團領導一起深入廣西叢林,看望慰問在那里砍伐桉樹的加勉鄉貧困務工人員。在工作中,我還結識了當地的一些村組干部,與他們時不時地交流溝通。而且,還趁著工作間隙,撰寫了不少關于脫貧攻堅的新聞稿,特別是關于致富帶頭人韋金水和脫貧攻堅工作隊員王貴鋼的報道。

       兩年多的時間里,我所在的單位完成了加勉鄉11條通組路(產業路)57.6公里新修和硬化、加勉至加鳩19.8公里三級路改造硬化,惠及了加勉鄉及鄰近鄉鎮5萬余人。面對污扣(1-5組)、污弄(2.4、5組)2個村189戶725人五年脫貧出列目標,兩年完成112戶468人,貧困發生率從2016年的60.37%下降到2018年的21.4%降低了近39個百分點;今年,單位又向定點幫扶村剩余的77貧困戶259人年底發起總攻。期間,單位還榮獲“全省脫貧攻堅先進單位”榮譽稱號。如果說,集團公司的脫貧攻堅工作是一座大廈,我也在其中做了一顆小小的螺絲釘。

       這些扶貧故事,有些是源于工作,有些則是源于靈魂深處的“扶弱濟困”情結。

       小時候,家里窮,記得有一年春季的一個晚上,父親忙完一天的活,就拿著一條口袋出門了。待我們正要睡覺時,他回來了,手里提了一小口袋包谷籽。我一打聽,才知道父親是出門借糧食了。他先后去了十來戶人家,才借了那么些包谷回來,而且還是幾家湊到一起的。那個年頭,家家戶戶都缺乏糧食,哪里還有余糧?能夠借出一點點,已經是大恩大德了。

       那件事一直烙在我的腦海里。“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正是這樣的經歷,讓我對弱勢群體、對貧困家庭、對一切需要幫助的人,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

       這些事于整個扶貧工作來說,顯然微不足道;而于我,則是一種情感,一種回報,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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